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近日发布了2024年首批“不端行为”通报，披露了一系列科研不端行为，涉及15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同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中南大学等几所知名985高校也在通报之列。
西安交通大学的四篇论文存在抄袭剽窃、图片使用混乱等问题；山东大学的王传新等发表的六篇论文存在图片使用混乱和实验数据管理不规范的问题；同济大学的李明发表的论文存在图片内部或图片间重复等图片使用混乱的问题，且无法提供所有原始数据。
在本次通报中，共有23名研究人员受到点名，共涉及32篇论文。值得关注的是，医学领域的科研不端行为在这批通报中显得尤为突出。通报涉及的科研不端行为的类型多样，包括但不限于请托评审专家、抄袭剽窃、图片使用混乱、伪造数据、虚假署名、重复发表等等[1]。
2023年5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通过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请托行为禁止清单》，对评审中的请托现象作出更具体的规定[2]。本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学术不端行为通报中，对这项规定也有所体现，前两个案例就涉及到了请托问题。
这两个例子分别是：北京建筑大学的季节通过收集评审专家信息，并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形式为自己申请的重点项目向多位潜在的评审专家请托请托评审专家。华北电力大学的杨立军在申请基金项目过程中，多年多次向多位可能的评审专家实施请托。
不过，本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报的案例中，几乎没有涉及撤稿问题的案例，只有一篇撤稿论文因为存在擅自标注他人科学基金项目、未经同意使用他人署名的问题受到调查。
虽然撤稿本身并没有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办法》明确列为科研不端行为，但通过对撤稿论文的进一步调查，往往能够揭示出更多的科研不端行为。例如在2020和202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通报中记录了多个与撤稿相关的案例。通过对这些撤稿论文的深入调查，基金委揭露了一系列严重的科研不端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论文代写代投、虚构论文作者、抄袭剽窃、未经同意使用他人署名以及擅自标注他人基金项目等问题[3]。
今年年初，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发布通知，要求各高校开展撤稿论文自查工作。全面检索中英文科技文献数据库，对过去3年来本单位、本人署名（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的科研论文被撤稿情况进行全面梳理，核实论文撤稿的原因，并严惩学术不端行为。
这是中国首次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撤稿和学术不端调查，这场调查的起因与去年学术出版商Hindawi的大规模撤稿有关。2023年，Hindawi发布了超过9,600篇撤稿声明，其中绝大多数论文都有中国科研人员参与。教育部的撤稿自查通知指出，这些撤稿行为以及其他出版商的撤稿行为“已对我国的学术声誉和学术环境产生了不利影响”[4]。
考虑到过去基金委曾经通过追查撤稿论文，挖掘出更多科研不端的案例。2023年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撤稿和2024年首次全国性的撤稿自查后，基金委今年后续几个批次的通报中可能提到更多涉及撤稿问题的案例。
根据公告，多名学者因涉及学术不端行为受到了处罚。这些处罚措施包括取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参与资格，时长从2年至5年不等。有部分学者被取消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资格5年。涉事论文列入基金委项目申请书的，撤销项目资格并追回资金。最后，基金委对所有涉事人员都进行了通报批评。
有部分案例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报前就曾被曝光。江南大学的张聪在11篇论文中，虚构南洋理工大学Bangi Toshiyuki作为论文署名作者，在另一篇论文中虚构南洋理工大学Shen Y作为论文署名作者。
2023年2月底，张聪造假行为遭到南洋理工大学投诉，爱思唯尔撤稿了8篇相关论文，这次撤稿也被知名学术撤稿追踪网站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报道。据《中国科学报》报道，张聪早在2023年初事发前已经从江南大学离职[5]。
医学学术不端仍是重灾区
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学术不端案例在本次通报中占据了较大比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本次通报的15起科研不端案件中，5起案例的当事人都来自医科大学或者医学院，从事医学研究。
例如，宁夏医科大学的成江因买卖实验研究数据、未经同意使用他人署名等行为被通报批评，并取消了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参与申请资格。杭州医学院的汪霄和陈哲灵因未经共同第一作者同意使用两人署名的行为也受到了处罚。徐州医科大学、福建医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也各有研究人员出现学术不端行为。
在其他科研不端行为案例中，问题也集中在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特别是针对非小细胞肺癌、食管癌、结直肠癌、膀胱癌和肝细胞癌等重大疾病相关的课题。总的来看，本次调查的15起案例中，至少有12起案例的当事人从事医学相关的研究。
国内医学领域的学术不端历来高发。例如，202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第一批不端行为案件处理结果通报中，8起案例有7起当事人都是来自各医院、医学院、医科大学。2023年第二批通报中，也有三分之一案例和医院、医学院相关。基于2015年至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报数据的一项研究也显示，被处理的人员中专业为生物医药类的占比约75.9%[6]。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期刊中心主任王景周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曾表示。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出现相对较多的科研不端报道，一是和学科特点有关；另一方面，这与国际媒体和平台的发现和报道机制也有关系，如学术不端监察网站PubPeer，重点关注的学科就是生命学科和医学。另外，从业人员的考核和评价机制与论文紧密挂钩，也导致他们甘冒风险去造假甚至代写[7]。
近年来也有部分医院在进行“破五唯”的尝试，减少从业人员考评和论文的绑定。但改革的进度不一，很多单位仍然会惯性地比较哪些医生发的高水平期刊多，分数高。
另外，部分医院减少医生晋升和论文的绑定后，反而增强了和课题项目的绑定。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史冬波曾研究过上海某三甲医院的晋升制度，在该医院国家级课题的申请成为晋升的必要条件。不少受访者坦言自己的职称晋升，就是被主持国家课题这项硬性指标阻碍了[8]。
在畸形的晋升和考核制度下，医院内部已经形成了一套造假的灰色产业链，医生已经对学术不端见怪不怪，这对学术诚信的破坏是非常彻底的。就如过去《知识分子》报道中，山东省东营市人民医院主任药师周小明的说法：“很多医生不认为买论文是个多大的事，他们认为花点钱买论文，就像吃饭喝水一样正常，这才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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